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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悔的人生
    作者:郑记芬  [ 2015-3-12 ]

     

        韩光发,1934年5月25日生于湖北红安县,曾任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1958年毕业于东北大学(当时称东北工学院)炼钢专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从事炼钢新方法,新设备和工艺过程的研究。在校学习期间当过班长,也当过团支部书记。1959年他和他们研究所的一部分职工被下放到河南商城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韩光发任队长,那时正是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他们这些人每天劳动量很大,又缺少粮食,吃饭没有饭菜之分,一天三餐都是只能看见几根菜叶和少量米粒的菜汤,没过多长时间,大家都浮肿,夜尿多,韩光发只能带头克服困难,以忘我的劳动热情来度过每一天,经过一年的劳动锻炼,他和他的同事们得到了贫下中农的赞誉,在此期间韩光发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一年之后他又回到中科院化工冶金研究所的第二研究室,他被任命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科研项目——氧气顶吹转炉炼钢课题组的组长。这种炼钢方法,1952年和1953年分别在奥地利的林茨城和多呐维茨城试验成功,所以有时也叫LD炼钢法。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是依靠炼钢氧化过程中的自身放热,无须外来热源冶炼周期短、产量高、设备简单。日本首先买到这项专利,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日本全国用氧气顶吹炼钢完全取代了旧的平炉炼钢方法,所以日本在60年代以后钢产量迅速增加,为他的国防工业、农业和其它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时中国则不然,上世纪50年代从美国回来的专家叶渚沛先生极力主张采用LD新的炼钢方法,而冶金部所属的专家和苏联专家积极主张采用老式的平炉炼钢方法,就在此时鞍山钢铁公司新建的10座大平炉的第二炼钢厂已经正式投产。叶渚沛先生的主张和冶金部及苏联专家的意见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和激烈的争执,在观点上完全无法统一,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元帅果断作出决定,,在中国科学院为叶渚沛先生创造条件建立化工冶金研究所,进行氧气顶吹炼钢的研究与试验,同时也责成首都钢铁公司为叶先生在炼铁方面的一些观点和新方法建立小高炉进行试验。完全由国家拨款。

        在争论的最激烈时刻,苏联科学院的巴尔金院士指示苏联专家应当听从叶渚沛先生的意见,叶先生的观点是对的,到此,争论完全休止。我写了上述一段主要是说明这项研究与试验一开始就困难重重,一开始就有两派之争,创新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韩光发回到第二研究室在相关的领导和人员的组织下,组成了氧气顶吹炼钢项目实验组,他是这个项目的组长,具体负责这个项目的执行并亲自参加试验。基于这个项目的重要性,国家规定,在聂荣臻元帅的领导下,在叶渚沛先生的具体指导下,由国家拨款在首都钢铁公司开始建试验厂。在上个世纪60年代,特别是1962年到1965年,试验工作很紧张,有时吃住都在首钢,在试验过程中,韩光发全然不顾个人安危,哪里有困难,有危险他就冲在哪里。炼钢过程是在高温下进行的,大约在1700℃多度,而且用的设备和工艺操作与平炉炼钢是完全不同的,例如所用氧枪的设计是否合理,所用大气压的多少,氧气纯度是否达到要求,氧枪在炉内的高度,氧枪李的氧气在炉内的穿透深度和扫射的面积等等这些因素的波动都会引起炉膛的氧化反应的具体变化,特别是会引起钢水和漂浮炉渣往炉外的大量喷射,这种情况在试验过程中是经常发生的,遇有大喷射,韩光发总是一人冲在前面处理,让其他人往后躲,有几次还是相当危险的,几乎危及到每个人的生命。尽管如此,他们这个试验团队仍然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个伟大的工业变革之中。为了保证试验,1962年冬我在医院难产,他只是抽空在晚上去医院在医生开据的出了事故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一栏”内,在保大人一栏打上一个(√)号就匆匆离开医院直奔首钢试验厂,孩子稍微长大一点,由于工作需要,我每年也要下厂、下矿带学生实习,只好把两个孩子送到钢铁学院的幼儿园全托。这样韩光发一个人承担两个孩子的接送。还好楼上有一家赵姓的好邻居主动把自行车借给他接送孩子用。

        有一次刚过春节,我去马鞍山钢铁公司和上钢三厂进行现场调研和编写教材,此时在北京正赶上大雪纷飞的天气,早晨韩光发用自行车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但不巧的是幼儿园闹腮腺炎,经检查我们的一个孩子也患有这种病,孩子需要回家隔离养病,当天大雪下的很大,足有半尺多厚,韩光发只能把两个孩子放在自行车上推着车步行回到中关村的家。因为路上走的时间太长,孩子冻的手脚疼痛,再加上早晨没有吃饭,路过五道口,看见炸油条的,孩子喊着要吃油条,爸爸只好停下来,让他们吃点东西,顺便暖和一下,没曾想油条吃完了钱不够了,还差两根油条钱共一角六分钱,老板说:不要钱,快带孩子回家吧!而韩光发没有答应,写下欠条后,把孩子送回家托付给邻居照看,他去还油条钱,然后就直接奔首钢试验厂。还有一次是下午五点多钟接孩子回来,在五道口一家小饭馆,三个人想顺便吃晚饭,饭菜刚上桌,孩子便把人家的汤勺打碎了,菜汤撒了满地,韩光发除了赔人家的汤勺钱,还要把地上的菜汤擦干净。为了不影响星期一的工作,韩光发经常是周日的晚上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当到了幼儿园的房间时,孩子看见没有别的小朋友,两个孩子每个人把住爸爸的一条腿,边哭边喊:我要爸爸、我要爸爸……。。一位阿姨过来说:我把他俩抱住,你快拔出腿离开。此时韩光发的心理有说不出的酸楚,他骑上车回去准备他的实验工作。韩光发对待这项实验工作是非常认真的,虽然叶所长对这个实验有初步的设计和可靠的理论计算,但是到了试验现场,他本人都要根据近期的试验情况再做一遍,确保试验无差错,在全部的试验过程,从设计、理论计算、各种记录和试验报告,叠加起来足有一立方米多高。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试验将要成功时还有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培养熟练的炼钢炉前工和操作人员。为了尽快让新的炼钢方法在首钢进入正常的生产,经国家科委批准,在他们研究所建立一个小而全的氧气顶吹炼钢厂,这个厂很快就建起来了,首钢的工人分批的来这个小厂培训,从设备使用到具体操作、细致耐心的讲解、手把手的教,一直到所有的炉前工都能在首钢的试验厂进行独立的操作。有名的马小六就是这批工人中的一员。他们都能按计划、按钢种和质量要求炼出合格的钢。这项历时多年的试验总算是成功了。1960年我国的钢产量是1351万吨,1970年是1779万吨,1980年是3712万吨,1990年是6635万吨。

        到了上世纪的70年代我国平炉炼钢基本都拆除了。韩光发在这项试验工作中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们这个团队为这项任务的完成也做出了巨大的奉献。正是由于这项任务的完成,让我们回头再想一想1958年,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完成所谓的“1070万吨钢”,我们是多么的欣慰啊!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复出,从3月18日到31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科技大会,中科院化工冶金所第二研究室的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科研特等奖,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氧气顶吹转炉炼钢。这是对韩光发和他们课题组的最高奖赏。

        韩光发是一名普通的研究人员,由于他的无私奉献,中科院的院部有许多老同志都认识他、了解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期由于查收中科院的工作,主张拆墙出院、解散中科院,化工冶金所被安排在四川一个偏远的小镇“渡口”,从长远来看,一个所孤零零的放在大西南,脱离了原来的协作单位,而交通又不方便,这实在是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开展,而且家属的安排也存在困难,韩光发多次与院部的相关人士商讨此事,最终确定化工冶金所仍留在北京。这是韩光发为化工冶金所长远发展做出的一大贡献。

        1982年初研究所人事处把韩光发调离第二研究室安排他脱产半年学习英语口语,半年之后派他到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化学反应工程器,他废寝忘食,分秒都不浪费每天晚上在家里的小厨房打开录音机一直学到下半夜三点多钟才休息,第二天八点以前还要赶到语言学院去参加正规的语言训练,半年还不到新的任务又派给他,负责研究所的外事接待工作,他没有任何怨言服从安排立即接受了这项新工作。在两年多的外事工作中,接待了来自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许多外国专家,开拓了研究所的国内外科研工作项目,为研究人员出国深造奠定了基础。在外事工作中,美元和外汇由他掌握,他千方百计为国家节省外汇,宾馆早晨七点前入住算一整天,七点以后就另算一天,如果等到外宾是早晨五点左右下飞机,他就让司机尽量在城里多转一会,再到小吃店用早餐,这样再去住宾馆,已经是在七点以后,可以节省一天的费用,此类的事情经常发生,他经常的每一笔账目都分毫不差。

        1986年韩光发的工作又一次调动,任命他为化工冶金所的党委副书记,这是大部分党员干部没有想到的,他本人再三推辞,最后只能服从组织的安排,已卸任的书记和人事处的处长对职工们说:我们对她的考验是长时间的,而且是全面的,他不仅思想品质好,更重要的是他懂技术,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高,综合全面考虑他是最合适的人选。韩光发担任这一工作最不适应的是工作繁杂,什么性质的问题都要解决。任职以后首先要考虑的是人才的培养与科研项目的进一步拓展与开发,有培养前途的不拘一格的送到国外学习和深造,同时也从国内外引进人才,这项工作很是打动人心,受到大家的好评。所里的一些研究人员找上门来与他谈工作、谈今后的想法,特别有些工人也找他谈,什么都谈,谈工作、谈家庭……等等。他碰到的另一项难度较大的事情就是一年一度的提职工作,副研究员和正研究院都是有名额限制的,这项工作的结果远远不是评委们投票完了就结束了,有的人埋头苦干几十年,科研成果也突出,就是因为论文少,就是提不上,这类人每年都有几个,遇到这种情况就来找韩光发,有的提出辞职不干了,韩光发只能劝说并告诉本人,明天再与其他领导及各位评委商讨此事,最终由于他与别人协商,达到思想统一,把该提的提上去,留下这些好同志,基本上让每人个人都比较满意。他的另一个难题是分房子。房子在任何时候都难以满足群众的需要,总不能是得大家都满意,除了做好思想工作外,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韩光发1986年他在全所大会上表态,他五年之内不申请要房子,而自己一家四口仍住在建筑面积只有40平方米的小楼里。他对家里人是这样说的:一个职称、一个房子,这两样东西都是群众非常关心的,非常想要的,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不能与群众去争。他是这样说的,也只这样做的。当群众遇到急于要解决的困难问题时,他也有能力,有办法解决。文革时期,研究所有些职工的孩子上山下乡,户口也随之迁出,到了70年代末,这些孩子陆续回城,而家里却没有他们的房子住,有的职工就找韩光发,韩光发只好跑到中科院的院部找相关人员讨论此事,最后在院里的帮助下把问题解决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韩光发既担任党委副书记又担任副所长,他的业务范围又扩大了,中科院肩负着我国一些地区的扶贫任务和为一些单位解决技术难关。例如,为德州地区扶贫。根据当地情况上马一些项目、并帮助解决技术难关,为此事他多次往返于德州和北京之间。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单位与研究所有着长期业务来往和技术合作,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工程总队第三大队;中国对外友好合作服务中心;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黑龙江省穆棱镇经济管理委员会;河北省辛集市经济技术协作中心;中国联合新材料开发公司;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北京分公司;日本九州大学流动化研究所;日本北海道工业开发试验所;香港大学化学系;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鞍山市水泥厂综合厂;沈阳化工学院;云南省乡镇企业管理局;贵州省黔南州资源开发总公司;吉林省梅河口市政府;中国新技术发展贸易有限公司项目评审及国内业务部;湖南冷水江市锡矿山矿务局等等共几十个单位,在此不一一累述。此外他本人还有兼职,如北京科技协作中心理事会理事中国金属学会理事等。
    韩光发他有多次出国考察和访问学者的机会都被他放弃了,有多位外国专家愿意帮助他把孩子送到国外深造或工作,他只对人家表示感谢。外国专家送给他本人的礼物,在离开飞机场回研究所的路上他都转送给汽车司机了。他工作几十年,没有一套西装,正规场合他都穿中山装。他有多次机会可以分到大房子,他不要却让给了别人。他完全有理由申报提升研究员,他也不要。

        由于他的人品和工作才能,在他满60岁时研究所愿意留他再继续工作,他表示一天也不留,这个岗位应当尽早的留给年轻人。虽然他的办公室给他保留了两年多,但他还是按时地退休了。

        韩光发的这些所作所为,我和孩子真有些想不通,别人想的去得不到的东西,他却拱手相让,真是不近乎人情,如今他离开我们了,在整理他的衣物、书本、试验记录、各种荣誉证书时,我们看到了中科院颁发给他的《中央国家机关优秀职工……》证书;《他为中科院的管理事业做出突出贡献,决定发给中国科学院管理人员突出贡献奖的证书》,看到了这些,我们对他不满意的情绪完全消失了,特别是当看到研究所的普通职工走近我,告诉我:他们的韩书记对我们特别好,边说边流泪,我们这些普通群众非常想念他。我听到这些话更是感到欣慰。韩光发几十年如一日对工作兢兢业业,淡泊名利,全心全意为祖国、为人民奉献一生。想到这些,我们不但不抱怨他反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几十年间他和我们相依为伴、克服种种困难度过那充满激情的岁月,他的高贵品质、他的音容笑貌,我们永远都忘不了,他的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的思想境界是留给我们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和韩光发在几十年的工作中;从没忘记培养我们的母校——东北大学,我们的一言一行,作每项工作脑海里总想着我们是东北大学培养的,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我们也非常想念东北大学,总想找个机会回去看看老师和同学,但事与愿违,在此只能祝愿母校——东北大学为祖国培养出更好的优秀人才。


    作者:郑记芬 1937年2月生,1961年毕业于东北大学钢铁冶金系企业管理经济组织与计划专业,九三学社社员。曾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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